1938年8月3日下午，四川江津一艘小客轮上下来了一位穿白布衬衣的老年男子，此人正是中共早期领导人、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。

当日带着各种复杂情绪踏上江津这片土地的陈独秀并未想到，这个小地方，会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。因为下船时人多拥挤，他的年轻妻子潘兰珍一直小心搀扶着他，她知道：经过五六小时颠簸后，年近六旬且有高血压的丈夫，早已疲惫不堪了。

陈独秀此番前来江津，一来是受了好友邓仲纯的邀请，二来，他是相中了这个地方。相比重庆等地，这里消费更低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因为远离各大“中心”，即便在战乱年代，他也能在这里过上清净的日子。

陈独秀抵达江津这年，是他人生的倒数第四年，这年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已经牺牲10年了，而他自己也已从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出狱一年了。

陈独秀

按照原计划，陈独秀将入住邓仲纯家，可因为他妻子的缘故，他们最终只能另觅住所。因为事先没做安排，陈独秀和妻子只得暂时租了个简陋、肮脏的小客栈单间住下。四天后，在同乡方孝远的介绍下，他们夫妇住进了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屋子。

陈独秀在江津磕绊不断的日子，就这样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
来到江津时，陈独秀的心情无疑是沉重且复杂的。刚出狱时，他心里还怀抱着一丝斗志，所以他曾写信托人转告中央说他想去延安。周恩来、王若飞更曾对他的回归做了大量工作，可因为王明、康生等人的干扰，他想回中共的愿望最终落了空。

这一趟周折后，陈独秀便明白了：时局已经完全变了。

心灰意冷之下，陈独秀干脆下决心在江津隐居。毕竟，自己年纪也大了、身体也大不如前了，是该退出的时候了。

江津对于陈独秀而言是异乡，相比他的老家安徽安庆和他长期居住的上海，这里的气候很有些让人“吃受不住”。这里风景优美，可热的时候却很热，冷的时候又很冷。

这种气候下，若不用做事还好，可偏偏已“退出”的陈独秀总放不下他生花的笔。

盛夏时，即便陈独秀只穿短裤和背心，也随时会汗流浃背，所以，他写作时书桌旁用来揩汗的毛巾总是湿漉漉。夏夜江津蚊子乱舞，陈独秀只好燃起一支支由锯木粉与药粉混合制成的刺鼻的蚊香，在烟雾缭绕中坚持创作。

冬天时，因为此地天气寒冷，他的手指经常被冻得提不稳笔。潘兰珍学着农家样子弄了一个外罩篾条、内装瓦钵木炭的“火笼”给他烤手后，他才勉强能提稳笔了。

陈独秀与潘兰珍

陈独秀始终不肯放下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：到江津后，远离政治等一切中心的他，唯一排解寂寞的方式便只剩下笔了。

陈独秀笔耕不辍的另一个原因是：因为已经没了固定收入来源，他要活下去，就必须写点东西换取稿费。

可因为当局对他不断压迫的缘故，后来，他写的东西即便再文采斐然也没有报刊杂志敢发表了。这样一来，陈独秀的生活就变得更加艰难了。

在江津的日子也并非全是“磕绊”，陈独秀三儿子陈松年带着家人来到江津后，他也过了一段舒适惬意的家庭生活。

陈松年和陈延年、陈乔年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，他的长相也像极了哥哥们。此番前来江津，陈松年带上了祖母，即陈独秀养母谢氏和妻子孩子。

陈松年一家住进郭家公馆后，陈独秀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平日里，陈松年在设于江津的国立九中教书，家里的大小事则由潘兰珍和松年妻子打点。松年妻子窦珩光是个和善的女子，她对继母潘兰珍也很尊重，平日里，她总管继母叫“二娘”。期间，一家子其乐融融，可谓好不惬意。

陈松年妻子窦珩光中年留影

可好景不长，就在抵达江津那年的冬天，陈独秀的养母谢氏便因病辞世了。

陈独秀的养母是他的叔母，她之所以成了他的养母，是因为他曾被过继给四叔父陈衍庶（有旧官僚做派）和谢氏夫妇。

谢氏没有生养过任何子女，所以陈独秀幼年时，她便对幼年丧父的他十分疼爱。陈独秀亲生母亲查氏去世后，他便正式跟着养母谢氏和四叔父生活了。

按理，承了养父母恩情的陈独秀，应该替疼爱他的养父母尽孝。可参加革命后，因顾及本营垒（一个革命阵营）里的人讥讽他与旧官僚划不清界限，他竟一咬牙一跺脚去祠堂办理了“退继”手续。

陈独秀这番“操作”当真寒了养母谢氏的心，她曾为此哭闹过一番，她甚至还直接将家谱摔在地上对着他哭喊道：

“庆同啊（陈独秀的家谱名），你不认爹娘了吗？当皇帝的也要认啊！”

也是直到那时候，陈独秀才意识到自己行为“过分”了。这事后，陈独秀一直对养母满怀愧疚。

1913年，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陈独秀，这一年，谢氏丈夫刚刚过世，丈夫尸骨未寒，养子惹下的祸事又让她遭受了重击。

袁世凯

袁世凯派来的安徽都督倪嗣冲因抓不到陈独秀恼羞成怒，他于是将谢氏的一侄孙误为陈独秀之子抓捕下牢，随后，他还倾箱倒柜，掘地三尺，把陈独秀的家抄了个遍。可怜谢氏竟在这之后因受打击太大，大病了一场。自此后，她的身体便大不如前。

陈独秀将母亲接到江津，本是想好好服侍她以弥补自己曾犯下的过错，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才刚给母亲端茶倒水几月余，她便一命呜呼了。

谢氏的死对于晚年陈独秀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，母亲去世那天，俯身在停尸木板一端的陈独秀双手抱着母亲的头，哀嚎了几个小时。

抱着母亲尸首痛哭时，陈独秀哭的似乎已不仅是自己对母亲的愧疚、不舍，他还哭出了自己革命生涯的坎坷、磨难，和眼下境况的凄惨。母亲的死，无疑也让他想到了两个儿子和无数革命同志的惨死……

谢氏死后，儿子陈松年一家迁居到了任教的学校。这样以来，陈独秀又恢复了和妻子相依为命的生活。

儿子一家走后不久，因原来的屋子不能再住，他便通过时任九中校长的兄长邓季宣和江津名绅邓蟾秋、邓燮康叔侄的关系，将家搬到了离城30里的乡村鹤山坪。他当时所寄居的房子，是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的施家大院。

原本，陈独秀打算在这里平静下心情，顺便着手整理狱中的文字学著作并写些文章。

可因为此处孩子太多，院子里整日吵闹不断。陈独秀不得已之下，决定再次搬家。

这次搬家前，陈独秀想了很多，频繁的搬迁，已经把他折腾得不行了，最重要的是，频繁搬迁中，他觉出了凄凉感，这种情绪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他甚至因此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悲凉。

人越老越渴望安定，可陈独秀的晚年却似乎注定与“安定”无缘，而此时的中国，也处在动荡中，此情此景，他怎会不伤感！

陈独秀几经辗转后，搬到了离施家大院两里远的石墙院，这个地方是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。

石墙院大门

第一次走进这个宅院时，陈独秀就喜欢上了这个居所：墙院内景致优美，有鱼池假山，还有竹树成荫，而院外的视野也极其开阔。

这个地方唯一的缺点是：它太过于偏僻了，往返县城一趟至少需要6小时。

因为这里偏僻且交通不便，很多路过江津县城想顺道拜访陈独秀的学生、朋友，都只能望而却步。这还不是最让陈独秀头疼的，他最头疼的是：住到这儿后，看个报纸对他而言都变成了奢侈。

因为消息闭塞，陈独秀真真尝到了“与世隔绝”的滋味。

好在，城内好友邓仲纯每隔三五日或一周便会亲自上门一趟，来时，他总会带上当天的《江津日报》和重庆方面的报纸。

那段时日里，陈独秀与外界的联系，全靠邓仲纯跑腿。

陈独秀在石墙院住时，共有两间房，一间被用做书房，一间则被用做卧室。两间房都没有天花板，地面也没有做防潮处理，所以，他们房屋的地面既潮湿又凹凸不平。至于室内用具，就更加破败了。

居住在此的陈独秀，难免不生出莫名的凄凉和孤独感来。

相比这些，陈独秀夫妻面临的更大考验是：他们经常断粮。

陈独秀的固定经济来源有两处，一处是他任《时事新报》主笔的虚职的160元，第二处是他任北大教授的300元。

战乱年代，物价飞涨的日子里，即便这两笔款子能准时寄到，它也不足以维系两口子的开销。稿费断了之后，他们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。为了生活，陈独秀甚至几次三番卖过书法作品，可这也不是长久计。

有一段时间，见父亲生活难以为继，儿子陈松年曾贴补过父亲，可随着他的家庭负担的加重，他自己的生活都开始变得艰难起来，他自然无法再贴补父亲。

陈独秀的另一个收入来源是朋友的接济，根据史料记载，陈独秀居于江津期间，其好友同事、章士钊、蔡元培、胡适、傅斯年、杨鹏升等，都曾对他有过资助。

其中，杨鹏升所资助款项最多，为4500元，这位仅见过陈独秀一面的朋友，除了资助钱财外，还专门为他制作了“仲甫专用”稿纸、信封。

陈独秀书法

陈独秀自己曾公开说，他还曾受过一位署名“晋先生”的资助。

然而，在物价飞涨、大米一天涨价三次的年月，这些偶尔才有的资助，对维系陈独秀夫妻生活而言，无异于杯水车薪。

所以，1940年12月23日，陈独秀致函朋友杨鹏升时曾在信中坦言：

“数月以来，物价飞涨，逾于常轨……今移至城中月用三百元，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，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，现在要七十元。”

从陈独秀的信中可见，当时的陈独秀已经穷困潦倒到了一定程度。

陈独秀病逝后，给他穿寿衣、装棺的胡品中曾侧面佐证过陈独秀之“穷困”，他说：

“他又没有啥子经济来源。有一次，潘兰珍还托吴国兴进城，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（柏文蔚将军送给陈独秀的银鼠皮袍）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、抓药。我有心想帮帮他，又没有这个能耐，我家里也很穷。”

陈独秀的邻居也都知道他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，与他们同住石墙院的邻居郭碧新曾在谈到陈独秀时说：

“其实我们都晓得，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，穷得造孽。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，瘾大胆子小，输多一点，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。”

一句“穷得造孽”已将陈独秀当时的窘迫描述得淋漓尽致了。

陈独秀

那么，曾经风光无限且才华横溢的陈独秀，当真没有办法扭转自己的窘迫境况么？答案是否定的！实际上，陈独秀的“穷”，是他的选择，或者说，是他固执的结果。

根据潘兰珍的回忆，在他们已经没米下锅时，他们家却尚有2万块钱被放置在家里。这笔钱，是陈独秀人生最后一部文学作品《小学识字教本》一书的预付稿酬。

这笔钱，既然已经到了陈独秀的手中，那就说明这个钱可以随意由陈独秀支配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即便潘兰珍已经上邻居家借过几次米，可当她提出想暂时“借用”这笔钱度过难关、后面再补上时，陈独秀却严词拒绝了，他甚至还为此生气了。

他那天瞪着妻子厉声说：“不能！决不能！他陈立夫只要不收回成命，我陈独秀绝不会为五斗米折腰，那钱，我们不能动用分文，哪怕冻死饿死……”说完，他便“咚”的一声坐到床上。

潘兰珍知道，丈夫口中的“陈立夫收回成命”其实并不是大事，而仅仅是一个书籍改名的事。

原来，陈独秀这本书稿的部分到了陈立夫手中后，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他对书很满意，也同意出版，可他却觉得书名里的“小学”二字不妥，硬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准予出版。

陈立夫

为此，陈立夫还专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，信里，他写道：

“大著《小学识字教本》，斟酌古今各家学说，煞费苦心，间下已意亦多精辟，自宜付梓以期普及，唯书名称为《小学识字教本》，究属程度太高，似可改为《中国文字基本形义》，未审尊意何如？即希示复为荷。顺候撰祺！”

陈独秀在学问上极其固执，这点潘兰珍早就见识过了，她之前在南京探监时，就亲眼见到丈夫和一个老先生为一个“父”字之争，与老先生大吵了一架。所以，收到陈立夫信后，丈夫不肯将书稿改名，甚至因此而放弃出版，她并不意外。

只是，她实在不明白：难道宁愿饿死，饿出病，也不能先拿这笔钱用一下吗？

可陈独秀当真是那样的人：他真的仅仅因为“书名之争”，而一直将那预付的2万元巨款束之高阁。

陈独秀的固执、宁折不弯，国民党也早已见识过了。

来江津后，国民党曾为拉拢他几次三番给过他钱财，可每次，他都断然拒绝了。

早在陈独秀刚刚出狱时，蒋介石就派亲信朱家骅拉拢过他，他们希望他能组织一个与延安对着干的新共党，除许诺给予10万元活动经费外，还给出“国民参政会”名额相诱。

蒋介石

陈独秀听了后却并不言语只冷笑不断，朱家骅看了只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后来，对于朱家骅寄来的支票，他也从来看都不看就直接寄回。

陈独秀在江津期间，蒋介石派出心腹戴笠与胡宗南前来拉拢他，他们带着水果、茅台等礼品，还拿着巨款，可陈独秀却让他们吃了闭门羹。

后来，见蒋介石小动作不断，陈独秀气愤地道：

“蒋介石杀了我们许多同志，还杀了我两个儿子，我和他不共戴天。现在国共合作，我不反对他就是了。”

除了拒绝钱财和高官，陈独秀还谢绝了好友胡适邀他去美国做传记的盛情，也两次婉拒了托洛茨基请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的“好意”……

在这些之外，更加让潘兰珍没想到的是：陈独秀后期开始拒绝好友的资助。

陈独秀之所以连好友的资助都拒绝了，是因为，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爬起来，所以，他料定自己无法回报他们，如此，他又怎会继续接受他们的资助呢。

另一方面，好友们对他的资助，让他在与他们相处时感觉到了“不自在”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和资助自己的朋友之间，已经不再平等了。如此，他自然慢慢地主动远离了他们。

影视剧中的陈独秀（居中）与好友在一起

所以，陈独秀的穷苦潦倒实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。换言之，他的“穷困”，恰是他太有气节的结果。

陈独秀的一个晚辈曾在提到陈独秀时说他是：“相逢须发垂垂老，且喜疏狂性未移。”这话，当真不假，不论落到哪种境地，陈独秀始终“性未移”。

这里的“性未移”，是革命意志的坚定和性格的始终不变。在革命中，陈独秀一直主张非暴力革命，也是因此，他早期才会因为轻信国民党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。他也因着这一革命主张，而一直与坚持武装革命的儿子们关系不和。

如果陈独秀在政治上的坎坷多来自于他的“性未移”，那么他晚年生活的困顿也是来自于此。但凡他肯点一下他的顽石之头，但凡他肯“略移”寸许，他的日子都可以舒适无比。

“性未移”的陈独秀晚年时，曾不得不为了节约开支，和妻子在石墙院亲耕农事，向农人们学着种起土豆来了。

最难的时候，他们夫妇俩经常半月都见不到油荤。有一次，陈独秀好友、同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。当时的陈独秀正因胃痛在床上打滚，此时的他不禁想起了五代时入蜀的画家贯休，他也曾和自己一样因身无长物在异地潦倒。因颇有感触，他竟从床上硬撑着爬起写诗道：

“贯休入蜀睢瓶钵，山中多病生死微，岁晚家家足豚鸭，老馋独噬武荣碑。”

捧着陈独秀赠诗的朱蕴山看着这诗差点落下泪来，此时的他才知道自己的好友竟已落到和贯休一样的境地，此情此景自然令朱蕴山黯然神伤。那日，朱蕴山看着陈独秀居所墙角边那残剩的几颗干瘪土豆喃喃自语道：

“可怜呵可怜，仲甫竟然没有东西吃！”

晚年朱蕴山

曾创办《新青年》、引领新文化运动、曾身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、曾任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竟没有东西吃，这样的事，若非亲眼所见，谁又会相信呢！

陈独秀晚年各种糟糕境况的唯一见证者是潘兰珍，作为一直寸步不离陪在他身边的女人，她还亲眼见过他捶胸顿足、痛心疾首的模样。

那是1940年的一个夏天，一伙盗贼打听到陈独秀曾做过大官，于是他们猜想他一定有不少油水可捞。于是，这伙盗贼便在一天夜里打洞进入了陈独秀的房间。他们所盗不过陈独秀的十几件衣裳和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。

正是这次被盗，陈独秀遗失了心爱的篆刻阳文“独秀山民”的四字印章和手稿。

那天，潘兰珍一进屋便知道大事不好，因为她看到丈夫正一边喘粗气一边使劲打自己。平静下来后，陈独秀对她说：

“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复得，我宁可被盗走全部财物，即使因之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亦无所不愿……”

可叹，被盗贼拿走的印章和手稿，陈独秀至死也未曾再见到。

晚年陈独秀

可以确定的是，若晚年陈独秀身边没有潘兰珍的不离不弃，他的生活定会更加艰难。可也因为有这个比自己小30岁妻子在身边，他的心里总多了一份歉疚：他觉得自己带给妻子的，似乎只有无尽的苦难和折磨。

这种愧疚感一直伴随着陈独秀，直到他离世。

陈独秀的确是带着满满的对妻子的歉疚离开的，所以，离世前三天，在他的意识尚清醒时，他曾拉着妻子的手道：

“兰珍，……我死，死后，你今后一切自主，生活务必自立。记住，自主，自立……”

陈独秀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：他想让妻子在自己死后，忘了他，过好自己的人生。陈独秀话里的意思，潘兰珍当即便懂了，她听完后哭着叫了一声“先生”后，便已泣不成声。

陈独秀死前对妻子有愧疚，他对曾资助过自己的好友也是如此。

陈独秀曾在生前最后一封信（去世前一月）里，对曾资助过自己的杨鹏升写道：

“内心极度不安，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”。

在和儿子陈松年交代完后事，叮嘱他“务必将他和母亲棺木带回安庆老家”后，他便再也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字句了。

《新青年》与陈独秀书法

这之后仅仅两天后的5月27日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陈独秀便离开了人世，走时，他年仅63岁。他离世那天，在病榻前为他送终的，只有妻子兰珍、儿子松年夫妇及孙儿、孙女和前往探视的包惠僧等8人。

原本陈独秀的身体没有那么快垮掉，可因为死前半月，即5月12日上午，他因用蚕豆花泡水饮后半小时中毒，他本就有严重高血压的身体终于垮了，之后，因为数病齐发，他再也没能站起来。

陈独秀让潘兰珍泡水的蚕豆花之所以会引发中毒，是因为那些蚕豆花已经发霉……事后，潘兰珍心疼地想到：陈独秀喝那水时，或许已察觉到食物已发霉，可因为舍不得浪费，他仍坚持喝下去了……

陈独秀死时，他倾注无数心血的《小学识字教本》只标注到了“抛”字，宿命一般地，他在标注到“抛”后，便抛下所有离去了。

陈独秀死后五年，他的儿子陈松年将他的棺木运回了故乡安庆，并将他与原配夫人合葬于安庆市北门外的十里乡叶家冲。

陈独秀墓

至此，陈独秀漂泊的一生才终于安定下来了……